每当回顾中国历史，变法这一话题总是绕不开的一个结点。从“商鞅变法”到“戊戌变法”，这一系列的改革浪潮贯穿了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命脉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些尝试最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，而推动这些改革的领袖人物，往往也没有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。今天，我们要讲述的人物，正是因推行“新政”而名垂青史的范仲淹。 初次接触范仲淹的名字，大多是通过初中课本中的《岳阳楼记》那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句话深深印刻在了每个人的记忆中。只不过，那个时候的范仲淹，已经被贬黜，早已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
与其他所有改革者一样，范仲淹在推行变法之初，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全力支持。宋仁宗即位后，内忧外患，形势严峻。为了扭转颓势，宋仁宗必须依赖一些有改革志向的能臣，于是范仲淹进入了仁宗的视野。为了试探仁宗是否真正有意进行改革，范仲淹提出了一份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这份条陈涵盖了国家的方方面面，范仲淹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历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；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！”这番话有点类似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刘备的《隆中对》，不仅是为了测试仁宗是否有远见卓识，也是为了考察两者的政治理念是否一致。如果不合拍，那便是分道扬镳的时刻。 以当时的情形，宋仁宗显然不会拒绝范仲淹的建议。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意见，除了军队方面的问题外，几乎都得到了采纳。于是，范仲淹便开始了他推行改革的大计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万历新政”。其中，科举改革成为了他着力改革的重点。然而，没想到，这一科举改革几乎把范仲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到了宋仁宗时期，宋朝的科举选官规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与唐朝相比是五倍，元朝是三十倍，甚至和明清两朝的科举规模相比也多出四倍。科举名额的激增，导致了“满地官员”的局面。为了保障自身地位，官员们拼命攀附权贵，最典型的就是“门萌”现象，即通过“门生”这种关系网络来获取利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整个官场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网。同时，另一种腐败现象“纳粟”也悄然兴起。富豪子弟只要向朝廷捐献一定数量的粮食，就能轻易获得官职，这与后来的“捐官”现象何其相似。在这样腐败横行的官场中，许多地方知府竟然都是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，这样的官员又如何有精力治理地方事务呢？在这种环境下，范仲淹的新政可以说是挑战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制度，而这些已经形成利益链条的贵族和士绅们，绝不容许这样的变革发生。表面上，仁宗可能不会立刻反对，但面对强大的反抗势力，范仲淹的新政注定无法一帆风顺。那些深藏权力背后的老成持重的两朝元老，像夏竦，就是反对新政的代表人物。夏竦发现范仲淹酷爱书法，便利用这一点找到了一个可以模仿范仲淹书法的人，给范仲淹的朋友石介写了一封带有“政变”色彩的信件，并巧妙地将这封信交到了仁宗手中。虽然表面上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新政，但实际上，仁宗心中并不完全信任范仲淹。在夏竦的不断煽动下，仁宗逐渐认为范仲淹已经借新政之名，建立了自己的利益集团。 仁宗为了进一步探查范仲淹的动向，开始从侧面试探他。在一次谈话中，仁宗让范仲淹发表对“君子不党”的看法，范仲淹坦率地回应道：“正、邪永远是两个不同的党派！如果结党是为了营私，那应当严惩；但如果结党是为了造福百姓，那么又有何害处呢？”然而，范仲淹的回答并没有安抚仁宗的疑虑。或许，所有帝王的共同特点就是：如何都行，唯独不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。因此，仁宗开始对范仲淹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 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欧阳修为了力挺范仲淹，特意上表给仁宗，写了一篇《朋党论》。本是想为范仲淹辩护，却反而适得其反，令仁宗更加确定了范仲淹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。也许，正是这篇上表，成为了范仲淹改革的转折点。 随后的日子里，仁宗变得越来越不容忍范仲淹的改革，最终下令停止了所有新政的实施，并将范仲淹贬到遥远的陕西。同时，范仲淹的支持者也遭到了严厉打压，那些曾经竭力支持新政的官员们，像富弼、韩琦、甚至宰相杜衍，都被贬到地方担任官职；杜衍的女婿、文学家苏舜卿则被剥夺官职，永远不得重用；而欧阳修也未能幸免，被贬到滁州，最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醉翁亭记》。至此，波澜壮阔的“万历新政”彻底宣告失败。 在中国封建历史中，眼光长远、敢于改革的先知并不少见，但为什么每一次变革都难以持续？归根结底，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深远影响。专制制度不仅让皇帝的“独尊”地位牢不可破，还将贵族和地主阶层的利益纳入重点保护之中。每一次试图动摇这一根基的改革，都注定是“另类”，因此失败似乎也成了必然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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